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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经济学研究注重要素分配和经济的微观机制,制度经济学开始研究决定要素分配的制度基础,发展政治经济学则从政治制度对相同经济安排的作用探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种发展的脉络表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根基广袤。尽管经济学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要素分配和经济的微观机制,但是,政治制度以及一种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安排才最终决定了要素分配和经济微观运行的实际状况。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真实经济学,是传统的索罗模型,再加上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

  因此,制度环境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经济要素。那么,经济发展反过来能不能作用于制度环境呢?诺斯近年的研究认为是可以的,所以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优先于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最终会推动政治制度向开放准入制度转变,并且这种推动就是经济条件的约束。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政治制度当作内生变量,但即使给定政治制度(外生变量),作为一种决定其他要素分配效率的关键变量也需要不断演化,成为新的效率源泉,打开其他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闸门。当政治制度是内生变量,这种变化会自发出现,当政治制度是外生变量,这种变化需要主动推动。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改革,在真实经济中对产出有影响的所有要素:个人、企业和制度,这三者的改革应当互相配套,缺一不可。

个人的供给侧改革

  个人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要素,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

  从数量上来说,经过计划生育,放开双独,到全面放开二胎的转变,面对快速的老龄化,可能还有必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鼓励生育是一项系统的政策,它包括减轻生育和抚养的家庭负担。首先需要有税收政策倾斜;其次,配套安全、充裕和低廉的教育体系。现代家庭的生育决定已经不简单是传宗接代,如果无法保证子女获得适应现代竞争的技能,同样会影响生育意愿;最后,看似并不相关,但实际上可能必不可少的,中国已经充分发挥了女性劳动力的作用,要想保证女性工作者能同时全职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日托服务体系和家庭保姆服务体系。

  从质量上来讲,首当其冲就是放开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流动,过去从制造业的角度讲究规模经济,因此走过工业园区的路,工业聚集使得熟练工人的培养和流动都更有效率。但是,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应该形成的是各种收入层次的人的合理布局,服务业主导的社会是以高流动性为特征的,从业人员要随着消费者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或者小城镇向城市集聚。虽然可能产生一些大城市病,但会有正溢出效应。近年来,保姆、快递等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很大程度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收入,收入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有利于“金字塔形”社会向“纺锤形”社会的过渡。

  其次,改变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鼓励大城市的发展。这两年出现的一线城市不增甚至减量发展模式,会造成城市生活成本剧增,进而带来城市产业空心化。希望人口流向二线城市,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思路仍然是土地财政的延伸,类似于挖潜还有房地产发展空间的城市财政能力,在没有形成多中心的情况下房价先行已经削弱了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可能会导致人才从有聚集能力的城市流失,但最终也没有在二线城市形成聚集。

  再次,质量层面还需要考虑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关于劳动力要素存在两个误区:一个是对制造业熟练工技术层面的讨论多,服务业就业人员道德、职业素养、现代性观念的讨论少,这些都是城市发展的正外部性可以实现的;二是与分配公平直接相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化并没有给予新居民以市民的待遇,他们承担了城市建设者的责任,却没有享受到城市身份代表的种种福利,城市的不友好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这些未来服务业的从业者是否有健全的心理,事关未来城市可能享受到的服务业的质量。

企业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西方经济学界在1980年代提出了这个概念,最初是针对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的。凯恩斯经济学强调需求决定总产出,因此货币和财政刺激可以增加产出和就业,与之相对的供给经济学,重点放在生产函数上,认为不应该忽略增加潜在产出的政策,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改善、放松管制、增加个体激励。供给侧经济学的提出,主要针对当时的具体经济问题——高失业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高失业率不是因为需求不足,而是政府管制政策的结果,比如失业保险、福利要求和最低工资,这些政策减少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这么说,供给侧经济学的初衷是想回归到亚当-斯密减少政策干预的古典经济学。供给侧经济学在美国的代表是1981年的《经济振兴税收法案》,在此之前已经有交运行业放松管制、资本利得税大幅削减和失业补偿部分征税,新税法通过调整边际税率来鼓励就业、储蓄、投资和风险偏好。以个人为例,《经济振兴税收法案》通过了包括了个人税率降低25%,双就业家庭税收额外扣减,长期资本所得增加免税额,创建了全民个人退休账户准许大部分美国雇员按意愿储蓄按税前收入扣除,并只按消费税率对储蓄纳税等等一揽子政策。

  英国首相撒其尔夫人钟爱的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尊崇米尔顿-弗里德曼,从1979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缩政府的边界,事实上在英国上演的这场改革一直持续到托尼-布莱尔时期。布莱尔在2000年达沃斯论坛上还呼吁: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辅助性的,支持小企业发展,鼓励技术进步,投入研发,总之应当鼓励竞争和消除企业发展的障碍。与美国供给侧改革同期的撒其尔夫人时期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国有企业和公有住宅的私有化,立法削弱工会的力量,提供激励措施让劳工们选择商业养老保险,削减失业劳工社会福利,同时也保留了一些福利社会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中国在提供给侧改革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持续下行,CPI持续低位运行,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上游几大行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盈利能力恶化,产能过剩很严重,而这些行业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通过行政规划强制去产能,矫正上游行业的供需矛盾,恢复上游行业的盈利能力,恢复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些措施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说,企业的供给侧还是要落实到如何激发企业的活力,结合实际,供给侧改革在走向深水区时有几个方向:

  第一,划定并尽量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中国在逐步加入到世界产业链的过程中经历过挫折、敌意和孤立,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至今仍然带有强烈的自力更生的危机感和掌握自己命脉的使命感,现在是时候以更为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参与国际事务。即使是从要素控制的角度,这些重要的行业要素和生产都在国内进行,在特殊情况下它们随时处在国家的掌控之下。让市场配置资源,还需要改变国有企业的定位,国有企业应当看作是国家的投资行为,这样才能打破国有企业之间的天然纽带,也才能破除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僵局。把发挥国有资本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与维护国有企业的支柱地位相区别,前者是发挥国家的服务角色,通过国家投入更好的撬动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第二,在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引入民营企业与之竞争,并平等的对待民营经济。竞争才能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投资行为应当讲求经济效益,竞争才能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且也能够更为平等的参与到与外资和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竞争中去。

  第三,严监管,保证公平的投资环境,让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让企业的竞争成为技术和服务消费者之争,而不是垄断资源、监管套利之争。

政府的供给侧改革

  20世纪80年代始自英美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边界的重新定义。英美当时推行的改革有很多是直接针对政府具体政策的修正。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直接联系,它的目标是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政府作为“制度要素”提供者,首当其冲需要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提高要素分配的效率。这种改革不是对前期政策的否认,是对新形势下新要求的积极应变。

  政府的供给侧主要从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政府去人格化,建立服务型政府。我们这么界定“人格化”政府:政府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各种生产要素,从土地,到工业原材料,到生活资料,到劳动力,它实际上掌管着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此有一种无形的责任要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负责;政府有很强烈的自我诉求,政府诉求可以分层级分解,但低层级的政府又缺乏自我激励,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变成“人格化”的博弈关系;政府需要一定的财力实现诉求,导致财税体制的根源是量出为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益绑定,国有企业和它的地方分支机构的关系类似各级政府层级关系,国有企业成为各个层级政府实现诉求和履行职能的工具;在经济结构单一落后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单位。政府去人格化以后,各种生产要素不仅产权明晰,并且自我激励,自我负责,不存在政府兜底,不存在软约束的问题。政府去人格化后,不存在支出压力,可以建立量入为出的财税体系。政府去人格化以后,国有企业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成为国有资本的投资行为,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才有平等竞争的基础。

  第二,配合劳动力供给侧,政府应当从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改革户籍政策,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区域的各种政策在所有居民中拉平,消除歧视,政府从服务城市新、旧居民出发做好软硬件配套,让政府服务水平成为劳动力争夺的决定因素;

  2.改革税收制度,全面降低个税,对生育、抚养、教育和养老给予税收倾斜,改革土地财政,实行量入为出和中央转移支付相结合,增加住房土地供给,实现房地产的真正市场化,降低居民生、老、育、死的成本;

  3.改革服务业准入和监管体系,以严监管、宽准入为原则,加快教育、养老、医疗体系的完善;

  4.提高法律、医疗等行业的专业性,以严准入、行业自律为原则,逐步建立诚信、守法的社会风气。

  第三,配合企业供给侧,政府应当从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减少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让市场成为要素分配的主要力量;

  2.以服务市场的初衷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对政府不擅长的让行业协会充分履行监管责任,全面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3.作为制度供给的一种生产要素,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律约束,增强政府服务的法律意识,改变工具主义的实践作风,着眼长远重塑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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